中国内需成为香饽饽
访保罗·克鲁格曼
保罗·克鲁格曼
保罗•克鲁格曼，一位天才式的人物，最受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现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全球化坚定而又机智的捍卫者，是继弗里德曼和加尔布雷斯之后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在美国经济一片大好之时，警告大众注意房价泡沫和经济衰退，被英国《金融时报》誉为“口号和辩论”、“数据和模型”的大师。1978年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使他一夜成名，他1991年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凯恩斯之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大师。
2009年5月13日，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主题为“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的演讲，同时与中国多位知名企业家对话。保罗•克鲁格曼在演说中表示，出口还是会恢复的，因为现在是异常的低迷，但在一个非常高速发展的地方，例如广东，这个地区的出口是不太可能出现以前那种出口热潮，因为需求减少了，全球包括中国的增长可能要转移到内需这一块，而不是集中在出口。
出口外向型经济带动国家发展
克鲁格曼表示，中国在过去的三年中经济发生了转型，几乎在时间上跟全球经济的转型是同步发生的。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出口制造产品，而不太富裕的国家主要出口原材料，而这段时间成功的故事是很难再见到的。
从6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开始迅猛发展，比如韩国的崛起，包括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出口走向繁荣的。这时候发生了大量的改变，很多大的经济体开始崛起，中国当然是一个最大的崛起国家。我们看到以前的一些国家，包括韩国，它们在40年代也是相当地贫困和落后，而现在在经济上已经成为
发达国家中的一员了。所有这些成功的故事，也都是随着全球化而产生的，都是出口外向型的经济带动了国家的发展，中国也是走向了这么一条道路。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改变？克鲁格曼认为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贸易政策的影响，有大量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因为从5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不断地进行开放。有一部分是政策理念的改变，从内式的政策转变为把眼光放向国外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这里说的不是通讯技术，更多的所谓技术现代化都是跟集装箱的标准化运输有关，有一个标准的集装箱可以装上车、装上船，大大降低了装卸货物的成本，这实际上对于全球化的专业化分工以及世界的经济转变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集装箱化的这种趋势使得纵向生产的分离成为了一个可能。中国的成功，实际上是把生产链打碎，使产品能够销往世界市场。
中国制造业的未来
假设我们度过了难关，我们未来会如何？克鲁格曼以制造业为例，分析了中国经济未来的趋势。他表示，中国目前是一个廉价的劳动力出口国，但现正在往生产价值链的上游攀升，劳动力密集型的一些行业已经从中国转向越南。不过尽管中国采取这样一些转型的措施，但根据美国劳动力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制造业的工人收入水平只是美国制造业工人的4%。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让中国向价值链往上爬，从事更加高精尖端的制造业，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劳动密集型来生产，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有范例可以学，1975年韩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只是美国水平的5%，跟现在中国的水平差不多，现在它已经达到了美国的60%。韩国原来在世界贸易里面的角色和中国一样，但是现在它和日本、西欧甚至美国都已经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发展过程，如果你不断发展，你的技术越来越复杂，肯定会往价值链的上端走。
克鲁格曼认为，中国已经能够出口一些精密的高端产品，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因为从中国现在的工业行业 结构来看，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毕竟工资结比较低，而现在还没有更新最新的一些数据，从而能够来看一 看整个中国的垂直一体化过程，可能一个复杂的、精密的产品是分成不同的部件，其中技术快密型的会送到一 些不同的地方生产，中国生产了很多电子元器件。但是这里边最复杂、最精密的一般来讲还是来自于日本和韩国 。这里面可能是一个误解，但至还是说明中国价值链是可以攀升的，而且可以实现真正的转型。他认为中国肯 定会攀到价值链的顶端，因为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能够帮助中国成为一个薪酬水平高的高科技国家。
经济增长点转向内需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与克鲁格曼对话时提出，广东省是一个出口外向型的经济模式，这边的经济模 式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改变，所以这种模式对于现在的贸易格局还会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
克鲁格曼表示，出口还是会恢复的，因为现在是异常地低迷，也许在世界贸易有一定的反弹，当然这个反弹 对广东是有好处的，因为广东这个地区受到的影响非常大。而在一个非常高速发展的地区，广东这个地区的出口 是不太可能出现以前那种出口热潮，因为需求减少了，全球包括中国的增长可能要转移到内需这一块，而不是集 中在出口。不是说出口不增长，但不是依赖于以前那样大幅度的出口。
克鲁格曼同时表示，服务业非常的重要，像中国这样一个以制造业为主的国家，也需要一个很大的服务业， 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以及质量对于中国人民的生活标准和生活水平来讲非常重要。美国在克林顿的执政时期出现了 一个经济发展奇迹，规模没中国那么大，在经济生产方面效率的提高主要是服务行业，而不是制造业。当时美国 提高了服务行业的生产效率，主要是通过应用了信息技术，从而改善分销的效率，提高单位劳动生产力、批发水 平等等，这说明服务业的创新能够跟制造业的创新一样带来经济发展的巨大原动力。
